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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投资稍稍下去一点的时候，这些过剩产能马上就冒了出来。
其二，高管奖金丑闻，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31日公布的一项分析报告，截至2007年年底，接受美国政府金融救援资金的首批9家银行共欠高级管理人员养老金和延期支付奖金超过400亿美元。在经济政策方面，共和党主张降低税收和社会福利，减少公共开支，而民主党主张增加公共投入，增加税收和社会福利。
由于方向迷失，在美国股市低迷的状态下，中国股市亦难以走出独立行情。在这个临界点上，监管层消极等待的一个结果只能是：何时大小非减持的动力消失了，股市才能真正找到底部。为何？其一，从10月28日开始，美国股市连续6天强劲反弹，从8100多点，一口气反弹到9600多点，超跌反弹动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当然，中国股市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出在自己身上，而非外在因素的影响。而且，奥巴马上任后，可能在中国对美出口问题上采取较为强硬的措施，以解决美国国内的就业难题。
在奥巴马的态度明确以前，美国股市的不确定性风险会持续存在，投资者的不安感会持续存在。尽管如此，美国的中低收入者对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为华尔街投机商们的巨额坏账买单，一直非常反感，因为7000亿美元的救市资金分摊到每个美国人身上，比此前布什的减税计划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还要高出一倍。对于中西部地区，则可通过财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工业化进程等实现其较快增长，为全国经济的平稳运行提供保障。
但有观点认为，中国一直在强调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及结构，该政策是迫于形势压力的无奈之举，若将出口退税率的调整作为一种行政手段频繁使用，短期虽有助于中国外贸稳定，但长期却不利于中国经济质量的提升。笔者认为，有三大困境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趋向有着决定性影响，即房地产业的发展困境、全球金融危机的强力冲击和产业升级困境。以通过获取土地出让金换取大量财政收入的很多地方政府和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开发商，主张救市，以保持房地产价格的平稳。第二，针对出口的大幅回落，应当深刻认识到，尽管存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强大冲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其实质性根源是产业深化创新的乏力。
所以，无论地方政府是否采取救市政策，目前宏观调控部门除另辟蹊径采取降低买房者房贷首付比例、减免有关税收、降低贷款和公积金利率等刺激房地产消费的非保房价政策外，基本保持静观其变的权宜态度。三大困境基本态势判断和政策选择的争论 上述三大困境的缓解、摆脱，牵涉到各方利益的重新调整，甚至会重构新的利益格局。
改善民生的唯一办法是降低房地产价格。然而，近期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表明，现阶段产业升级已经成为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毫不夸张地说，产业升级能否解困是当前中央政府最为担心的重大经济问题之一，因为它不仅决定了长期内中国经济能否转型成功，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本轮经济衰退的程度和经济复苏的时间。上述两方面构成了短期内中国经济衰退迹象凸现的重要因素。
三大困境下的宏观调控政策选择 针对三大困境，宏观调控部门究竟应该采取何种对策呢？笔者认为，以下方面必须加以考虑。第三，对于基于产业深化创新的宏观调控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率的短期下滑，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加以弥补。因此，上述后果所涉及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房地产企业和金融企业，在房地产价格的理性回归中表现出较多消极性，而恰恰是这些利益主体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和主导权。在非理性预期、投机等多种因素的推波助澜下，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出现井喷式上涨。
几年来的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使大量开发商的资金链条日益紧绷，然而，市场成交量和房价依然日趋背离。最后，近期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急转直下，使产业升级这一在２００８年点击率颇高的词汇，面对具有更强迫切性的保增长要求，暂时退居次要地位，大量应急性宏观调控政策逐步推出。
从改革开放之初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中国的国民经济活动主要围绕以吃和穿为主导的居民消费结构而展开。但是，降价将造成两个后果：第一，房地产价格高企的根源之一在于地方政府高昂的土地出让金，后者更具有刚性，降低价格首先会极大地压缩开发商的利润空间，进而削弱开发商进行房地产投资的积极性，从而引致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的减少和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减缓。
与此相反，房地产市场发展所最终依赖的基础性因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却日趋萎缩，重化工业化初期的高额利润大多为企业和政府所占有。产业升级包括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深化创新两个方面。事实上，目前金融体系较低的开放水平构成了全球金融危机输入中国的防火墙，因而，在总体上，次贷危机对中国的金融业影响较小。对于地方政府，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在近期内采取切实措施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分配关系，多予少取，降低地方政府对入不敷出甚至财政破产的忧虑，弱化地方政府继续通过土地出让金获取收入的内在激励。对于多年来房地产市场中过度商业化的部分，应当继续坚持紧缩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使一部分不法房地产开发商破产，进而达到促进房地产价格理性回归和重新调整房地产市场资本配置格局的目的。另一方面，监控地方政府的救市政策，不能任其自由发展，防止实施以救开发商为目的的自利政策，否则将会导致中央政府所倡导的以扩大内需来推动房地产市场发展、熨平宏观经济波动的目的落空。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实现了以住和行为主导的重大升级，进而带动了房地产业和汽车业的发展。广东省率先通过实施发展金融、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等措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增长，为再次激发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活力提供了一定的参照系。
而对于广大居民来说，反对救市，降低房价，在促进其居住条件的改善方面可能更具有直接性。然而，土地的垄断性决定了房地产业并非是充分竞争产业。
而在重化工业高额的产业利润率的吸引下，近几年来大量资本涌入房地产业。本轮全球金融危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
因此，正确评估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产业升级的贡献，探寻产业升级的推进政策和应急性宏观调控政策之间的平衡点，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承担着中国经济增长重任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主要以低端化的加工组装产业环节为主，面对骤然而至的国际国内不利因素，该地区的大量制造业企业难以应付，难以通过产业深化创新开展自救，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经营困境。第二，利润空间的过度压缩可能会导致大量房地产企业的破产，进而严重累及房地产业利益共同体——金融业。目前有三大困境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趋向有着决定性影响，即房地产业的发展困境、全球金融危机的强力冲击和产业升级困境。
一般认为，产业升级是一个中观概念，是较长时期内的经济行为，与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关联度不大。首先，房地产业的矛盾焦点集中在要不要继续降低房价、要不要救市等问题上。
事实上，后者真实地反映了保持短期内宏观经济稳定和改变传统的两高一资、加工组装型产品主导型出口模式，以产业深化创新促进产业升级之间的尖锐矛盾。与居民消费结构的重大升级相适应，中国进入了重化工业化阶段。
针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所宣称的降价必将严重危害到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对此，各地的具体情况不同，中央政府无法给出一个统一的答案。针对这种状况，各级政府试图通过推进产业升级来达到舒缓经济衰退的目的，但产业升级特别是产业深化创新，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即笼易腾，而鸟难换，从而形成了产业升级的困境。
（樊继达、李江涛/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中国经济时报） 进入专题： 宏观调控 。无论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在短期内仍很难弥补它与过度透支的房地产价格间的巨大落差。第一，关于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部门当前推行的旨在刺激房地产消费而非保房价的调控思路是正确的。需要指出的是，在围绕刺激居民买房推出一系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时，应给予居民可消费的空间，即真正推进社会保障住宅体系的大规模建设，打造以扩大内需实现宏观经济软着陆的物质基础，因为它不仅能够刺激居民最终消费，而且是扩大投资、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方面。
１．房地产业的发展困境。这一方面符合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的一般规则，另一方面也符合建立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趋向。
以城乡一体化建设为契机，缩小城乡与地区收入差距，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刺激民间消费的快速增长，也是弥补经济增长率下滑的重要手段。毫无疑问，在短期内，该项政策有助于出口额的恢复和挽救出口型企业
而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扩大和蔓延，仅仅是富国消费需求减少影响出口，就马上使得生产过剩供过于求，需求的作用大于货币紧缩，物价马上呈下降的趋势，而且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变成了贬值的压力。研究结果证明，要维持银行发行和财税的回收永远等额，增值税的征和退就只有一个唯一的规律，即内贸销项税=内销价×征税率，外贸退税额=离岸价÷1.17×17%（现行的征、退税办法正好相反，从而也导致了政策与实际效果都相反的情况），其中内销价=离岸价+退税额，内贸或外贸应征增值税=销项税－进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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